律师前言

在投融资领域，投资人、出资方经常与融资公司控股股东或关联公司签订各种协议，这些协议的名称多样，例如本案中的《差额补足合同》，以及各种关于股权回购的“对赌协议”。因该类合同名称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在纠纷发生后极易产生争议。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有时直接决定合同的效力。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应认定代表行为的效力，即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而非直接认定合同效力。如果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则无论合同是否有效，公司均不承担责任，而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履行合同义务或承担赔偿责任。

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如果提供担保方为上市公司，则必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否则债权人将被视为非善意，而不能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凯迪生态《差额补足合同》性质为保证合同，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无效

2018年6月，凯迪生态资金周转困难，致使部分到期债务未能清偿，约为17.9亿元，涉及6家信托公司约4.09亿元，其中华融湖北省分公司最多，约3.93亿元。此外，凯迪生态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标的额500万元以上、已进入诉讼仲裁程序或已经收到民事裁定书的案件30起。包括华融国际信托，标的额约6.05亿元。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华融与凯迪之间关系密切，凯迪生态董事长李林芝曾称“赖小民是凯迪的恩人”。除了华融本身对凯迪鼎力支持，赖小民还呼吁更多的金融企业、银行给予凯迪更多的金融支持。

截至到2018年12月，涉及的信托公司包括浙商金汇信托、中航信托、英大国际信托、国通信托、中铁信托；租赁公司涉及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华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德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中信华融租赁有限公司、安徽兴泰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而银行机构涉及到两家，分别为为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等。案件涉及与金融机构融资共计近70亿元。

随着诉讼的推进，最高院发布了对华融信托不利的判决。本案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具有典型意义。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案》【（2019）最高法民终560号】判决显示：凯迪生态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合同》时，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华融公司对此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并非善意第三人，在凯迪生态公司对此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差额补足合同》无效。

涉案《差额补足合同》约定的差额补足责任是指“如主债务人无法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贷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任何应付款项的义务，则债权人有权不经任何前置程序要求差额补足义务人立即向债权人支付主债务人的应付未付债务。”据此，无论是从《差额补足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行文义解释来看，还是从合同体系解释来看，该合同的性质均符合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

 

▍争议焦点

《差额补足合同》的性质是否可以认定为保证？

▍裁判意见
最高院认为：一、关于《差额补足合同》的性质认定问题
华融公司一审主张《差额补足合同》的性质为共同的债务负担，二审则主张为借款合同，而凯迪生态公司二审则抗辩为保证合同，双方对此各执一词。本院认为，由于双方约定的“差额补足合同”名称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故判断《差额补足合同》的性质，应根据合同主要内容，尤其是对差额补足责任的界定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差额补足合同》约定的差额补足责任是指“如主债务人无法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贷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任何应付款项的义务，则债权人有权不经任何前置程序要求差额补足义务人立即向债权人支付主债务人的应付未付债务。

”从双方对差额补足的含义界定来看，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借款合同含义即“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不符，而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对保证的定义，即“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此外，《差额补足合同》也缺乏借款种类、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借款合同一般条款。

相反，《差额补足合同》约定主合同为《信托贷款合同》，主债务人为凯迪能源公司、凯迪电力公司，差额补足责任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等约定，均符合保证合同从属性的法律特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差额补足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行文义解释来看，还是从合同体系解释来看，该合同的性质均符合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

至于《差额补足合同》约定的诉讼时效条款以及合同效力独立性条款是否影响保证合同性质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差额补足合同》虽约定华融公司对凯迪生态公司所享有的差额补足责任的债权适用诉讼时效，但并未明确排除该合同适用保证期间，故该约定并不影响保证性质的认定。而《差额补足合同》约定该合同效力不受《信托贷款合同》效力影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导致无效，但该无效仅导致该条款无效，并不影响合同性质的认定。

华融公司主张，凯迪生态公司主导案涉有关合同的洽商、缔结与履行全过程，且实际使用绝大部分信托贷款，存在间接融资行为，其签订《差额补足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承担间接融资的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差额补足合同》签订时，凯迪能源公司系凯迪生态公司股东之一，同时系凯迪电力公司的全资股东，在凯迪生态公司、凯迪能源公司、凯迪电力公司系关联公司的情况下，凯迪生态公司员工纪文婷与华融公司沟通联系案涉信托贷款事宜，且凯迪能源公司、凯迪电力公司共同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认可委托纪文婷代办有关事宜，而纪文婷对此也予以认可，因此纪文婷作为凯迪生态公司员工身份并不足以证明凯迪生态公司存在间接融资行为。而凯迪生态公司召开融资专项董事会的会议名称虽使用“融资”二字，但内容为同意凯迪生态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该会议名称亦不足以证明其存在间接融资行为。至于凯迪生态公司实际使用绝大部分信托贷款资金的问题。

华融公司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约定资金用途之一即为用于凯迪电力公司向凯迪生态公司支付越南升龙项目的分包工程款及采购款，其签订的《账户监管合同》也约定监管账户内的资金用于凯迪电力公司向凯迪生态公司支付越南升龙项目工程款，在越南升龙项目工程款债权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大部分信托贷款经由凯迪电力公司最终流向凯迪生态公司，符合上述合同目的，亦为华融公司签约时所能预见。因此，华融公司上诉主张凯迪生态公司存在间接融资行为，《差额补足合同》实为借款合同，亦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差额补足合同》的性质为保证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差额补足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凯迪生态公司为其股东凯迪能源公司、关联公司凯迪电力公司提供担保，并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仅经董事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进行限制的强制性规范，意味担保行为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差额补足合同》虽由凯迪生态公司加盖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林芝签字，但由于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仅经董事会决议，故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的保证合同，属于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的担保，构成越权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认定合同效力。如果债权人善意，则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法律一旦经过颁布实施，则推定明知，华融公司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应当知悉上述规定，且凯迪生态公司的章程亦明确规定凯迪生态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上市公司凯迪生态公司的章程是对外公开的，华融公司也应当知晓上述章程规定。因此，凯迪生态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合同》时，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华融公司对此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并非善意第三人，在凯迪生态公司对此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差额补足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差额补足合同》的性质为保证并依法释明后，华融公司仍然坚持合同的性质为共同的债务负担，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在《差额补足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凯迪生态公司应否承担其他责任的问题，华融公司可另诉解决。